抗战老兵张朗轩和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的故事
2005年，一句“抗日将士雕塑 我就是模特”一时震惊世人。大约是1943或1944年的春天，川康绥靖公署特务团一营一连中士张朗轩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去给几个雕塑家当模特。连续两个月，他每天全副武装，背着枪、斗笠，挂着米袋、手榴弹，提着大刀。
1944年7月7日，“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揭幕典礼。一个普通人塑像，一个代表着全中国不屈服同胞的顶天立地的人。
川军魂兮归来，永留故地。老兵由此不死，英雄哪怕无名。
成都商报记者 徐琼
老兵消逝
2008年12月24日，95岁的张朗轩在成都家中安详离世，作为300万川军老兵的一员，他终于“归队”了。在他之前，平均年龄仅27岁的263991名阵亡将士已长眠地下半个多世纪；在他之后，据四川巴蜀抗战史研究院统计，川籍抗战老兵现存仅614人，正在加速凋零。
半生艰险，半生沉寂，张朗轩只遗两个心愿未了。他至死没盼到那枚勋章。2005年5月起，他听说国家要向老兵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一直向大女儿张光秀念叨，“咋个还没发喃”。儿女帮张朗轩实现了另一个遗愿。在成都商报报道后，建川博物馆特事特办，老人家的手印在太平间取得后，与他生前多次前去抚摸过的3800余个老兵手印一起，共同组成抗战军人手印碑林。
他“抗战老兵”身份第一次暴露，是在2005年，儿子向朋友讲了父亲的故事。成都媒体由此发现张朗轩，“抗日将士雕塑 我就是模特”一时震惊世人。
世界原本有机会更早认识张朗轩。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国家征集新中国成立故事，弟弟想帮父亲申报，被姐姐张光秀喝止。多年来，张光秀不以父亲的历史为荣，甚至反以为耻。从小她知道父亲是起义军人，但却是“枪上挑着只抢来的鸡”的兵痞。
“不光彩”的压抑感持续到1999年，直到她知道了父亲的秘密。那一天，一家人坐车经过万年场，父亲一直扭头、痴痴地看着街心的雕塑，“那是不是东门城门洞的无名英雄纪念碑”，儿女说是，“那座像是照到我塑的”，儿女们又惊奇又不相信，那可是“打坏蛋的叔叔”。父亲一一说来，“比东门那座旧的高大些”“塑像穿短裤、草鞋、打绑腿、背斗笠……”“是抗战胜利前的事”……说到这里，敏感的老父亲马上闭了嘴。
12岁那年，张光秀第一次偷听父亲说起战争。那是1961年，一天早晨儿女还没起床，父亲跟母亲高兴地拉起了家常。她唯一记得的细节是，1938年徐州会战后大撤退，军官太太们不得不舍弃许多家什，父亲捡了个“洋马儿”，也就是自行车，不会骑就扛着走，最终还是扔了。途中遇到一名腿部受伤的女兵，禁不住央求，从老乡处拉来驴车，硬是将女兵送回了汉口家中。女兵父亲是开绸庄的，意欲留他。可是他父亲说有任务，要回川招兵，“屋头还有妈在”，终究走了。
1952年，张朗轩转业回家。那张由朱德署名的“解放军回乡转业建设军人证明书”上写着，“1949年参加解放军，英勇奋斗3年”。那是1949年12月9日，与共产党接触密切的杨家桢与刘文辉策划在西康雅安起义，忠心追随杨的卫士张朗轩成为起义军的一员。转业后的他被分配到成都某医院，但自认为没文化，自愿到搬运公司拉起了板车，后因患水肿病退职，一生清贫。
大约是1943或1944年的春天，川康绥靖公署特务团一营一连中士张朗轩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去给几个雕塑家当模特。但他去了一天就闹着不干了。连续几个小时拿着枪摆一个姿势，他嫌没意思。连长说那是要为川军士兵塑像，才说服了他。连续两个月，他每天全副武装，背着枪、斗笠，挂着米袋、手榴弹，提着大刀，从督院街走到竹林巷骆公祠。几个人围着他，一边观察他的姿势，一边捏泥巴人。张朗轩的模特身份是经过层层选拔出来的，他不仅是外形高大俊朗，重要的是，他上过抗日前线。
1938年初，张朗轩作为国民党原45军125师373旅745团3营传令班长，参加了滕县保卫战。他所在的川军邓锡侯部队在滕县与日本兵正面交火。作为传令员的他常在夜间疾行战场，满眼都是尸体，最不能忘的一幕，是前来送饭的炊事员被燃烧弹击中全身起火，活活在他面前烧死。“他连饭都还没吃啊”。300多名战友埋骨异乡，全营只剩下一百来人。时任台儿庄战役总指挥李宗仁感慨：“如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川军以寡敌众，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那可能是成都历史上最光荣的一天。1937年9月5日，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的“四川省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邓锡侯在会上慷慨激昂：“当前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我们身为军人受四川人民二十余年的供养，当然要拼命争取历史的光荣，藉以酬报四川人民……”“川军出川以后，如战而胜，当然很光荣地归来，战如不胜，决心裹尸以还！
24岁的张朗轩，作为邓锡侯率领的第22集团军一员，于1937年9月从成都东门城门洞出城，经川陕路北上投入抗战。连同刘湘部、杨森部，首批抗战川军共14个整编师，20余万人，从此踏上生死未卜的前路。第一批出川的400多位团级军官基本阵亡。
此后8年，共300余万川籍将士前赴后继，付出64万人伤亡的代价，川军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而四川本是大后方，战火还远未延烧过来。
战士不是死在战场，就是回到故乡。不如张朗轩幸运，26万平均年龄才27岁的川娃子，永远留在了他乡的黄土之中。
无坟。无名。
雕像复活
1944年冬，成都东城门内，卖夜宵的汤圆摊上悄然坐下一个衣衫褴褛的青年军人，一碗接一碗地吃汤圆，当摊主把第四碗汤圆端上来时，人不见了，没有人看到他是怎么来的，更没人看到他何时走。想起那似曾相识的面孔，那不就是城门桥头那个雕像吗？“那是在前方战死的娃儿呀！我们川娃子苦呀，他们想家了，想吃家里的汤圆了!”众人恍然大悟，“铜像显灵了！”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流着泪，在“无名英雄”面前献上一碗碗汤圆……这是个无法考证的传说，但成都人以汤圆祭铜像的传统流传至今。
“显灵”的铜像是1944年7月7日出现在东门城门洞的。本名“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成都市民俗称“无名英雄纪念碑”。基座连同雕像共高5米，雕像是一位年轻的士兵。他穿草鞋，打绑腿，下穿短裤，上着单薄军装，背挎大刀和斗笠，左肩右挎一条空米袋，胸前竖挂两颗手榴弹，双手斜端一杆上了刺刀的仿德汉阳造“中正式步骑枪”，瘦削的身体跨步向前，表情刚毅，衣角带风。
铜像之美，带给一名12岁少年的震撼延续至今。82岁的成都市民王大炜回忆，1945年他随母亲躲战乱后回到成都，进入东门城门洞时，第一眼便看到这座铜像，从此一见，终生难忘。王大炜的父亲王定然，也是川军一员。
为普通士兵塑像立碑，不仅在成都，在全中国都是开先河之举。此事1940年上任成都市长的余中英功不可没，这位既到过上海抗日前线，又身兼书法、篆刻大家的原川康绥靖公署副参谋长，是名副其实的“儒将”。他响应成都各界提议，决定为出川将士塑像，更请来正在国立成都艺术专科学校执教的雕塑家刘开渠亲自设计制作。
时已成名的刘开渠自1938年因战乱迁居成都，已先后完成了王铭章、饶国华等烈士塑像。为普通士兵塑像还是第一次。刚回国时，鲁迅对他说过：“以前的雕塑只是做菩萨，现在该轮到做人了。”刘开渠决定做一个普通人塑像，一个代表着全中国不屈服同胞的顶天立地的人。
除了要来大个子士兵张朗轩当模特，刘开渠还与成都“万兴隆”号主人江万兴（铜匠）、朱木均（工头）协作，由四川省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采用民间传统铸铜技术，翻砂成型，以坩锅熔铸法铸成铜像。
“无名英雄”极大地抚慰了川人和国人。1944年7月7日上午，余中英为“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主持揭幕典礼，那些无处可哭的川军战士遗属簇拥到铜像前，呼喊亲人名字：“×××呀，你该安心九泉了！”
1966年，作为成都标志物的无名英雄铜像消失在成都街头，原因不明。直到1982年，全国开始城市雕塑建设。成都市政府于1983正式成立《成都市城市雕塑规划组》和《成都市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专门机构。成都本土一批杰出的雕塑家任义伯、温昌绪、谭云，相继创作了水碾河的“建设者”等代表性作品。
恢复无名英雄铜像的呼声最响亮，但过程也最坎坷。1985年5月，年事已高的刘开渠将当年雕塑的图片捐出，1985年8月15日，成都市邀请刘老的弟子，由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叶毓山、教授伍明万具体指导，成都本地雕塑家张绍蓁、王全文泥塑放大，帽徽、军装、形象全部遵照原作，彻底恢复“无名英雄”的原貌。
雕像显然回不去“老地方”了。随着城市发展，老东门桥头已逼仄不已。1988年，成都二环路东段开通，万年场新华小区有街心广场，地处东门，地势开阔，有“万年”之名，又东对新华大道，与川军东出抗日主题适宜。1989年8月15日，复制的无名英雄铜像在万年场落成。
2005年，铜像面临再次搬迁。2006年5月21日，铜像被送至西三环外侧，暂时栖身于前省雕塑艺术院院长谭云的工作室外。
谭云清楚地记得，2007年，好友樊建川高兴地打来电话说，“无名英雄纪念碑”要运到建川博物馆置放。谭云等成都雕塑家一听就急了，明确向成都市相关部门提出反对意见，称城市雕塑是公共建筑，必须在市民易于接触之处，为日常生活所常见，而不是偏远园林内的收藏。
反对生效了。2007年8月15日，无名英雄像终于出现在人民公园东大门外，仍然向着东，偏北，那是川军出川的方向。
搬迁前夜，得知消息的张朗轩不顾94岁高龄，坚持到现场观看安装，从下午直到深夜，久久不愿离去。次日，他又早早赶到现场参加揭幕仪式，面对众多媒体镜头，举起手中的拐杖，摆出了当年那个姿势。
老兵老矣，但半个世纪前的热血与青春，永远停驻在那一瞬间。
“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被评为最能代表成都形象的城市雕塑。而广大市民包括老兵张朗轩的意见，都倾向于择址人民公园永久安放。
理由很简单。1937年9月5日，张朗轩和川军将士是在人民公园内誓师出川抗日的。
“无名英雄”回到人民公园，以此昭示川军魂兮归来，永留故地。
老兵由此不死，英雄哪怕无名。
